袁枚《散书后记》的文言文翻译是什么？

译文：
我准备把书分送出去，管书的人问我所散书的书目。我告诉他说：大凡图书，有帮助写作的，有备作参考的。备作参考的书，即便有几万本也觉得不够多；帮助写作的书，就算只有几千本也已经绰绰有余了。这是为什么呢？写书的人是把书读得通透，提取书中的精华为己所用，书多了反而杂乱了；参考书本的人是耗费自己的精力，多方查证，让自己的思想、知识和书中的一致，书少了，就容易遗漏。写书就像高明的工匠建造房屋，常常对高大深邃的宫殿建筑的构造进行精心思考，因而木屑、竹头等细小的东西就不是他所考虑的；考据就像古代那些州郡掌管簿册登记的官吏手持计算用的竹码一样，一定要从各种纷繁的质剂契约中取证，那么一丝一毫都是他们一定要做好的。可见，写书和考据，两者都不是很容易的。
如此，那么写作和考据，一个注重创新，一个注重因袭；一个靠虚拟变得灵动，一个因审核是否属实而变得板滞；一个以因袭沿用别人的东西为耻，一个以接受依据书上的东西为尊；一个费心思，一个耗体力。两者相比较，写作更为重要。再说，先有写作然后才有图书，先有图书然后才有考据。所以，著书立说从《六经》开始，在周朝和秦朝时走向兴盛；可是考据学，却是从东汉末年才兴起的。郑玄、马融的注释已经很繁杂。他们的门徒弟子们更是追随他们而且增加了注解，批评攻击，错乱驳杂，渐渐变得更多。诸葛亮讨厌这样的注解，所以读书只看个大致；陶渊明讨厌这样的注解，所以读书不追求深刻的理解。这两个人，一个是圣贤，一个是高士。我的性情承受不了繁杂，私下里仰慕诸葛亮和陶渊明这两人的见解，而且又烦心于本朝考据人才太多，那么何不把备作参考的书全都分送出去呢？